「积石天气预报」辛德永漫谈岩冉山题字|岩冉山在哪里

  诗曰:

  登高何处是燕然?极目关山塞草边。

  落日几峰寒带雪,西风一雁冷横天。

  冬居冰谷赖酮酒,夜宿沙堤借草毡。

  为向中州豪杰道,天涯如此过年年。

  冻折瑶琴三两弦,起来孤坐忆成连。

  可堪此世成何事,了却生平莫问天。

  门外共传三尺雪,帷中赖有四围毡。

  遥思千古功名辈,回首西风不记年。

  这首诗的作者,是元人耶律铸,出自其诗集《双溪醉隐集》卷三,题为《谨用尊大人领省龙庭风雪诗韵》。诗中的“燕然”,从字面上讲,说的当然就是燕然山。其字面之下更实际的语义,则是以“燕然”代指《燕然山铭》;或者更清楚地说,是以“燕然山”来作为立功建业的表征。这样做的缘由,便是《燕然山铭》铭记的是窦宪北征并扫灭匈奴的业绩。

  耶律铸字面上写出的燕然山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历史地理问题,而由《燕然山铭》带给燕然山的政治象征意义,到头来又把这座山的所在弄得扑朔迷离。

  说起《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除了校订铭文的文本之外,其最大的学术价值,就是确定燕然山的位置了。

  如上所述,燕然山的地理位置,是个实实在在的地理问题,说简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一个古代的地名,能弄清楚更好;实在弄不清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要说复杂,也确实有些复杂:它关系到我们对古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总体地理形势的理解,特别是军事地理格局的把握。弄不清楚相关的空间场景,就无法知悉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对峙和争战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地理因素。

  一、确凿的记载与混沌的注释

  在中国史籍中,尽管先秦古书《穆天子传》中即见有所谓“燕然之山”,但这个“燕然之山”地在“河水之阿”(《穆天子传》卷一),也就是黄河的岸边,与窦宪北征所至者自然不是同一座山。

  与窦宪北征相关的“燕然山”,其名首见于《汉书·匈奴传》。这里讲的是前汉的史事,这座山是汉武帝时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的地方。《汉书·匈奴传》文曰:

  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会贰师妻子坐巫蛊收,闻之忧惧。其掾胡亚夫亦避罪从军,说贰师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还不称意,适与狱会,郅居以北可复得见乎?”贰师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大将,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眭都尉辉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

  不过从唐朝初年人颜师古的《汉书》注中可以看出,一直到这时为止,东汉以来那些注释《汉书》的学者,都还没有人能够指明燕然山的所在,颜师古对此同样一无所知,只是很含混地勉强随文敷衍说:“速邪乌,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

积石天气预报

积石天气预报(网络配图 侵删)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

  颜师古提到的这个“速邪乌”,显然是一个出自匈奴人之口的地名。“燕然山”的“燕然”,也应该是匈奴语的音译。前文所说《穆天子传》中的“燕然之山”,则应该是汉语地名,故此“燕然”非彼“燕然”,二者语义完全不同。

  东汉和帝永元初年窦宪率军北征,击败北匈奴军队后,北匈奴西迁(留在漠南汉朝边地的南匈奴则逐渐定居汉化),致使鲜卑人成为北方草原的新主人。鲜卑人应该也是沿用了“燕然”这一山名,所以在《魏书·蠕蠕传》里还可以看到“燕然山”这一名称。后来北方草原相继为柔然(即蠕蠕)和突厥所有,时移世变之后,内地中原的书生,实在难以弄清当年这些化外异族所说的地名、山名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较颜师古注《汉书》稍后,章怀太子李贤率人注释《后汉书》,竟对《窦宪传》中“燕然山”这个重要地名未着一语。这显示出颜、李二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实在无从查找到相关的资料。

  相关的情况,还有《旧唐书·北狄传》记载说,贞观二十一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归国。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多览葛为燕然都督府。”(《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下)这个“燕然都督府”的名称,显然与燕然山相关,可是这并不等于当时对燕然山的所在还有很清楚的认识,恐怕只是大致在漠北草原上藉用其旧名而已。又《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关内道回纥羁縻州有“燕然州”,侨治回乐县;河北道突厥羁縻州顺州辖有燕然县,侨治阳曲县(《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看起来这些以“燕然”为名的州县似乎都与燕然山有所关联。对此,清人沈涛早已指出:“是皆非燕然而冒燕然之名。”(清沈涛《瑟榭丛谈》卷上)即不过是因其部族旧地处于燕然山所在的北方草原而据以命名而已。其他还有一些类似的情况,甚至后世还颇有流于荒唐的附会,在这里就不予赘述了。

  二、作死的海上之盟

  再往后,到了宋代,北疆的范围大幅度南缩,距离李广利、窦宪等人当日足迹所至的地方更加遥远,对燕然山的印象自然愈加黯淡。

  宋人重文抑武,北边迭遭异族侵逼,可谓节节败退。有意思的是,似乎正是因为宋人自己衰弱,导致很多人刻意追忆昔日大汉王朝的煌煌武功。在这种情况下,窦宪铭刻燕然山石,也就成了汉人耀武扬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者用时下时髦的词儿来表述: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如果说范仲淹吟咏“燕然未勒归无计”,还有很多自我激励的成分在内的话,那么,我们看《宋会要》中如下一段记载,恐怕更多的就是沉湎于“意淫”幻想的自我陶醉了:

  宣和四年十月五日诏:“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邵公奭于燕,以燕然山得名。汉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宝元年改幽州。旧号广阳郡。有永清军节度。燕京宜改为燕山府。(《宋会要辑稿》之《方域》五之三五)

  或许有人会说:大宋道君皇帝这篇诏书,平平常常,不过是改个地名和政区设置而已,何来“意淫”之讥呢?诸君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积石天气预报

积石天气预报(网络配图 侵删)

  中华书局影印清写本《宋会要辑稿》

  徽宗诏书提到的这个“燕京”,其实并不是怹们赵家自己的设置,而是契丹耶律氏的“南京”。这个“南京”,辽人亦曰“燕京”。虽然说赵家和耶律家这两家的当家人是正式换过帖子的拜把子兄弟,但也不能像这样越俎代庖去替人家体国经野,擘画江山。

  那么,宋徽宗又何以会颁下这样一道诏书呢?原来他在赏玩奇石、舞弄书画之余,突然雄心勃发,想要干一番类似汉武帝“大并天下”那样的事业,这就是恢复后晋石敬瑭时期失去而经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确认的所谓“燕云十六州”等华夏故土(其实所谓石敬瑭进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其中有些州在这之前已为契丹所有,对于这些地区来说,石氏所为,不过是承认既有事实而已。又澶渊之盟所定宋辽疆界范围,较当初的燕云十六州地已有所出入,例如在所谓“山前”地区,瀛、莫二州归入宋土,而契丹军队在这次结盟之前已经新占有易州,此时便被确认为辽的疆土)。于是,派遣使者从山东半岛的登州乘船北上辽东,与女真人相约,南北夹击,合力攻辽,时称“海上之盟”,也就是海边儿上达成的军事协议。

  从表面上看,庙算神谋,煞是了得,自唐末以来就内侵夏土的契丹大辽王朝,在宋金双方的强力进攻下,很快就被彻底击垮。然而辽亡并不等于就是宋兴宋盛,自己的国事没整明白,仅仅靠四下里舞枪弄棒,绝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最终的下场,往往比安安稳稳地混日子会更加凄惨。

  首先,从大的政治形势来说,澶渊之盟以后,直到宋徽宗时期,一百多年来,宋辽两国大体相安无事,时人称“是时国家与契丹盟好百余年,边防无犬吠之声,耆老白首不闻兵革之音”,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宋廷根本没有必要强行出兵,打破这一安稳的局面。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其所统辖的疆域,自古以来,就没有恒定不变的界线,而一直处于伸缩进退之中。对于古代社会的普通民众来说,不管哪一家人当皇帝来统治自己,安居静处,最可宝贵。但秦皇汉武式的暴君,却最喜欢开疆拓土,以奴役更多的生民。

  宋徽宗恣意毁坏百余年来的和平局面,“师出无名,人不效命,人情烦恼,中外不安”(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不拘胜负如何,带给人民的终究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即以战争的经济负担而言,史称当时系“悉出河北、河东、山东之力以馈给之,纔一年而三路皆困。盖科配既大,道阻且长,率费十余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于燕山。民力不堪”,不得已,徽宗下诏曰:“自燕云之复,两河、京东屡经调发,民力已疲。若不假诸路之力,其何以济?可措置调夫,京西八万,淮南四万,两浙六万五千,江南九万七千,福建三万五千,荆湖八万八千,广南八万三千,四川十七万八千,并纳免夫钱每夫三十贯,委漕臣限两月足,违依军法。”经过好一番折腾,“遍率天下,所得才二千万缗,而结怨四海矣”(宋陈均《宋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九徽宗皇帝宣和六年六月)。好端端的日子不过,没事儿找事儿,就是视天下苍生为寇仇,怎能不与之结下深深的怨恨。

  赵家人当然不会理会平民百姓的苦乐,然而就宋朝皇帝自身的实际利益而言,灭掉契丹,也是一个极不明智的选项。对于这一点,中书舍人宇文虚中在宋金密谋取辽之初,就一针见血地向徽宗进言说:

  中国与契丹讲和,今踰百年,间有贪惏,不过欲得关南十县而止耳;间有傲慢,不过对中国使人稍亏礼节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植拯救,为我藩篱,而远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国,彼既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也,不可以言说谕也。视中国与契丹拏兵不止,鏖战不解,胜负未决,强弱未分,持卞庄两斗之说,引兵踰古北口,抚有悖桀之众,系累契丹君臣,雄据朔漠,贪心不止,越逸疆圉,凭陵中夏。以百年怠堕之兵而当新锐难敌之虏,以寡谋持重、久安闲逸之将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异谋,勇怯异势,臣恐中国之边患未有宁息之期也。譬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并吞以广其居,乃引强盗而谋曰:“彼之所?,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盗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盗所窥,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宋岳珂《桯史》卷九“燕山先见”条)

  后来局势的发展,完全验证了宇文虚中的预见,女真人不仅取而代之,据有契丹旧境,而且进一步挥兵南下,占领全部黄河流域,连道君皇帝父子两代君主也被一同掳获而去,并最终命丧塞外,赵宋王室则不得不偏安于钱塘江畔。这正应了时下流行的那句俗语:不作不死。后来宇文虚中因奉使金国而被羁留仕官,在北朝尝有诗句云“当时议论不能固,今日穷愁何足怜”(元元好问《中州集》卷一宇文虚中《己酉岁书怀》),似即就此发出的感叹。

  三、办砸了的交易

  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是如此颟顸,怪不得宋亡后元朝有人评价赵佶,说“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盖“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元史》卷一四三《巙巙传》)。和后来诸多蠢猪笨熊式的帝王相比,对于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天子来说,这话讲得未免有些刻薄,元朝人还有比这稍微宽厚一点儿的说法,乃谓其书画诸艺虽过于常人,但正是因为“见其善于此,则知其不善于彼”(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前甲集卷三三徐琰《跋徽宗御书》)。事实上,宋徽宗不仅不具备人主所需的高识远见,就连所谓私智小慧也未必灵光。

  所谓“海上之盟”,不仅有协调出兵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还有分赃的办法。在同女真人具体协商灭辽之事的过程中,宋徽宗把事儿也办得脱落反障(德勇自注:东北拟态土语,读为tulufanzang,用家乡现在的通行说法来表述,大意即“没整明白”)。

  这件事的大致经过,是在政和年间的时候,宋徽宗受宦官童贯怂恿,萌生灭辽之意。于是,先委派童贯等出使辽国,以窥探虚实。童贯回国的时候,带来一位卖身投靠的辽国大臣,本名马植。因其极言契丹“万民罹苦,辽国必亡”,因而劝徽宗能“念旧民遭涂炭之苦”以“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若然,则“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这些话当然很是契合宋徽宗取辽的意向,遂大蒙赏识。先是被赐以新名“李良嗣”,接着又被宋徽宗认作赵家人,再赏赐给他一个皇族的姓氏。这样,摇身一变,他就成了“赵良嗣”。

  如上引宇文虚中所言,他的这些想法明显违逆大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就是不行,马仔也终归还是马仔,不仅成不了赵家的“良嗣”,因他这一番胡言乱语加热了宋徽宗本已发热的脑袋,还差点儿断绝了天水龙种;至少列朝祖坟连同半壁江山的丢失,都与这小子的馊主意和蒙人瞎话脱不了干系。当然,《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是很不公平的,赵良嗣说的对不对是一回事儿,但“听不听则在乎庙堂之持议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四“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条)。关键,还是宋徽宗自己不识时务。

  宣和二年二月初至九月初之间,这位赵良嗣怀揣着宋徽宗的亲笔信,以买马为名,偷偷出使女真,交换南北夹击契丹的利益和条件。在与女真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赵良嗣“出御笔与金主译,约以燕京一带本汉旧地,约夹攻契丹取之”(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二《金盟》上)。我理解,这实际上就是宋徽宗的开价,而如此重大的事宜,赵佶讲得却是稀里糊涂。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在华北平原上大体以白沟一线为界,在当初的燕云十六州故地,除去已经归入宋朝的瀛、莫两州之外,其余属于契丹的十四州地,可分为山前、山后两片区域。这里所说的“山”,是指今太行山,山后为云、朔、寰、应、蔚、武、新、儒、妫九州岛,山前为幽、蓟、檀、顺、涿五州。辽在山后九州岛,对政区设置颇有改易,而大体以西京大同府为重。在山前地区,设置南京析津府,而在圣宗开泰元年(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又号曰燕京,除旧有的幽、蓟、檀、顺、涿五州之外,西邻山后,另有一易州,是在辽圣宗统和七年亦即宋太宗端拱二年时归为辽土的。不过在宋辽分界的白沟一线以北,燕山以南,靠近渤海一侧,辽国还另有平、滦、营三州,不归燕京析津府管辖(《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卷四一《地理志》五。《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宋徽宗亲以“御笔”索取的“燕京一带”,讲的很不清楚,但“燕京”是契丹人的设置,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显然把它理解成了辽燕京析津府的辖地。在契丹“土疆皆我所有”的前提下,考虑到正与宋朝“通欢”,完颜阿骨打很爽快地给了宋徽宗一个面子,答应要把燕京属地“特与南朝”,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在双方进军过程中契丹要同女真讲和,重修旧好,“亦须以燕京与尔家,方许和”。够仗义了吧,说给你燕京,就给你燕京。可是,西部山后的汉人旧地呢?东部的平、滦、营三州呢?宋徽宗似乎没整明白这些地区的统辖关系,所以根本没提。

  宋朝若是仅有燕京六州,那么,其地本“无险可守”,东西两侧又都是女真人的疆土。山后云州诸地,居高临下;濒海的平、滦、营三州留在金人之手,按照宋人的说法,乃如同“扼吾之咽喉尔”,盖“营、平者,当榆关路,地平无山川之阻,非若古北口、居庸关之比,且近女真”(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这样一来,那区区燕京之地岂不犹如一双巨螯间浮游的小虾米,随时都会成为人家口中的美食。故宋人议之曰:“天下之祸自此起矣。”(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五《附录》三《金国》)